《东京流浪者》（Tokyo Drifter）拍摄于1966年，第二年，铃木清顺就被日活以“令人看不懂”为由炒了鱿鱼。其实，《东京流浪者》比铃木的前作都规矩多了，应该是缘于电影肉食者们重压之下的收敛吧。但影片中铃木所坚守的特色并没有改变，他依然打造出了一个光影怪异悬念迭起的黑帮世界。于简单剧情间的张弛有度收放自如，更使人得见了导演的功力。影片的娱乐元素用到极致：俊男美女，激烈枪战，四季风光，流行歌曲……，铃木没有表现出艺术片导演与生俱来的清高姿态，相反他娱乐为首的宗旨却从未被丢弃，只是前提他必须以自己的方式讲述。《东京流浪者》的故事其实就是一个黑社会份子“流浪”的故事。此种流浪有地域上的迁徙，也有心灵上的漂泊。浪子回头，在某种程度上说，和娼妓从良一样困难。如若你是老大，那么搞集团化，甚或一声令下走上正行，好似还说得过去；但你偏偏是老大的左右手，其他帮派觊觎你帮，自然要拿你开刀。所谓身在江湖的说法，在这时候能让人经受一轮又一轮的高峰体验。主人公哲也，身为一个帮派的走卒，老大说改过自新，就任人欺凌打不还手，而命运又将他推上两派利益的焦点，他自然成了牺牲品。意气为先，竟也心甘得很，于是去流浪。其实还是用香港话来形容这个更贴切些：跑路。 哲也的流浪，很是契合音乐人陈彼德的一首歌：“走过春天，走过四季；走过春天，走过我自己。”“走过四季”是时间的推进，哲也的步子走在春色，也走在皑皑白雪，一直有人对片中这种匪夷所思的季节轮换心存疑惑，我只当它是生命不息流浪不止了。“走过我自己”，也许这话有点让人丈二和尚。哲也对老大忠心不二，情愿抛开爱人流浪天涯，但一颗红心换来了昭昭背叛。对头派人追杀也就罢了，自己的亲老大也来杀，这“走过我自己”自然就是幡然醒悟了。前面说哲也的流浪也包括心灵上的漂泊，对黑道情谊由懵懂到看穿，本就是一个无依灵魂苦苦挣扎的过程。 这并不繁复的剧情，甚或有些枯燥无味。造势与造境，讲述手段和拍摄方法，弥合了这种苍白。作为很多人心目中的CAMP片之王（个人以为此种风格亦即是无关影片格调的超凡令类感觉），铃木的电影中很讲究人工的形式感，演员的表演也处于一种夸张的饱和状态，且导演极端风格化的个人特色也尤为明显。比如《东京流浪者》中的很多布景，都是舞台效果：台阶、圆柱、雕塑、舞台追光，还有或粉红或橙黄或鲜红的墙色，都营造出一种亦真亦幻的感觉。片中一处音乐茶座的镜像更彰显了导演特色与偏好，俯仰平各种角度拍摄玻璃地板上舞动的人群，光影陆离，蔚为奇观。在影片中，他并不鼓吹日本文化，无论牌匾（多英文字样），出场的人（西洋舞女、水手等），舞池里的翩翩摇摆，还有舞台布景的风格等都西化得很，表现出一种对民族性文化的刻意回避，这倒真说明了铃木在同侪中的不群。 作为黑帮电影，免不了铺张动作。《东京流浪者》的动作演进多发力短促戛然而止，而效果却延后，亚似中国武侠电影中纵情舞剑，收势后眼前才突现落英缤纷。影片中有一场近距离枪战戏，枪响后纷乱中无人倒地，冷场若乾秒，镜头一转，俯拍相邻一间斗室，室中一椅，良久椅上之人站起抚胸陡然向前仆倒。那种冲击力让人心惊胆颤。从动作场面的动静比例说，动态明显少于静态，但三分动作就足以让人唏嘘不已，所谓张力尽显，弯弓如满月。 汤祯兆对铃木的札记中讲，铃木处于日本电影文化饱和的年代，他无法像黑泽明、沟口健二等上一代导演一样专注于自己喜爱题材，又不能像后进的今村昌平、大岛渚、筱田正浩大搞实验，如是夹缝中生存让他只能走第三条路线，做娱乐和享受至上的官能影片。虽然说这样的道路，不必有是非评判，它所需要做的就是呈现。但影片中人物依然要运命参差，生、离、死、别，一一归位。其间必免不了夹杂进主创者的执拗。在《东京流浪者》中，哲也经过一番流浪，看清了老大的本来面目，后回来枪击不仁快意恩仇，又与爱人深情相拥，临了却甘愿一人孤独流浪。从娱乐的目的讲，此时如若来个大团圆结局是很讨好观众的，但铃木偏偏不如此，所谓有前时妥协亦有后续的坚持。 回归到电影本身，从始至终，主人公哲也对自己的流浪者身份一直保持着一种认同。这种认同就似一个先行的主题，与此相悖的变化都被排斥在外，如哲也对恋人的几次拒绝都决然得很。铃木的意念可谓一直延伸到电影之外，他把流浪者定性，之后便不再有回旋的余地。几十分钟的电影虽然轻易间就可完结，但人生却不是那几段故事就可以改变的，此中有铃木颇为宿命的世界观加盟。就如同沉寂十年，他还是复出拍片。千回百转，他依然随光影舞动着自己的人生，此中滋味竟也荡气回肠起来。哲也这个流浪者，就像一颗无根草，注定飘来飘去。你可以言之凿凿的说出那部散场电影中有几场枪战，有几次分别，但那都不是工笔的精细点染。对哲也，对铃木，它们都是人生苍莽之间的写意，一丝一缕，绵绵不绝。